传统的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当这一矛盾出现时，大国之间必然注定走向大国政治的悲剧，对抗甚至战争难以避免。但事实上，国家之间特定的权力分配与战争并没有必然联系。权力转移是社会建构的。互动进程是决定权力转移的关键层次。
全球化造就的复合相互依赖、国际社会高水平的制度化特征与人类共有规范的普及和深入人心，使得战争的代价极其高昂，竞争、合作、协商成为大国的主要互动方式。
就中美关系而言，由于双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刻差异，集体认同的形成十分困难。中美权力和平转移进程维持的动力在于双方的日益增多的秩序共识、中美相互依赖的加深及中美关系的机制化趋势。 未来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预测的。
对中国而言，要明确自己的地区大国目标定位，继续坚持奉行合作战略，倡导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等新的国际理念。对美国而言，需要抛弃冷战思维和西方中心的一元思维模式，奉行价值多元主义，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对双方而言，积极对话，寻求和扩展共同利益，不断增进秩序共识，是促使中美安全关系在权力转移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与合作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那么如何从国际体系演变的角度，理解国际权力结构的更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在近几年中美关系中的选择是什么？不妨一起走进图书馆，听听这个讲座
嘉宾简介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富布莱特学者。
2008年入选美国国务院国际青年领袖访问者项目；2009-2010年受邀作为客座副教授任教于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乔治.梅森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利益集团政治、公益政慈善、中美关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课题多项，出版专著《竞争与一致》《中国式公益》等，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作为国内知名时政专栏作家，腾讯.大家作者，文章见于《南风窗》《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卫报》(英)等海内外各大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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